一位美研留学生的疫情反思：我不是逃兵！
作者：王昕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LLM项目研究生
转载：中南林法协
个体
“我不是逃兵”
二月初，国内疫情即将迎来高峰期，我准备去美国上学。三月中旬，美国疫情几乎失控，经过一番思考，又从美国回到了疫情被控制住的国内。恰好，两次转移都是从疫情严重的地区转到相对安全的地区，于是有一些声音认为留学生就是避开疫情逃避责任的逃兵，遇事就躲。这种声音在网络上看多了自己也会怀疑，我是不是一个逃兵，一个没有勇气面对困难的人。
这种消极的想法只在我脑子里只停留了很短的一阵。我的生命就是一场拯救瑞恩的过程，有时候我是那个为了信仰不顾一切的队长，有的时候我是那个明知自己战友在楼上与敌人肉搏但被战争的残酷吓住没有勇气前进一步的士兵。但这都不是我的常态，我更多的时间是以那些愿意去拯救瑞恩但也有过思想动摇的队员的身份存在，有光辉的普通才是我的常态。见得多了，自然也就会自己归纳人性，我做的只不过是顺从人性中对社会无害也无益但对自我存在有价值的那部分，如果因为这些没有利他性但很利己的内容而苛责自己，人就难以成为完整自由的人。我不愿意在这个当前展示一种盲目的英雄主义，不会选择死死守住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说我永远不会离开，这没有意义。首先，我没有专业的抗疫知识，留在这里同样很难对他人做出正向贡献；其次，盲目的喊口号式英雄主义就是一种虚伪，往往这种情况意味着空有口号，行动不力；最后，这种不顾敌人数量质量的冲锋只会自损八百，但随着日渐成熟，我很清楚自己并不完全代表我自己一个人，还有家人和关心我的人，盲目的自陷风险，也意味着增加了其他人烦恼的总量。
我不是逃兵，其他大部分留学生也不是，在大的局势面前，轮不到个体去发挥个性，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个体个性的发挥空间被极大抑制了，我只是在做道德规则下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既然辩证法可以解释一切，我不能成为白衣天使那样可以对社会做出显性贡献的人，但我保全了自己，照顾了身边的人，是个体在这个领域里的隐形英雄主义。
（洛杉矶机场。今年三月中旬，全副武装回国的人们）
社会
“我很高兴看到病毒传染美国”
公园里闲聊的人这么说。但他们不是我。
前一段时间，一个“病毒是由美国人传播”的谣言四起，在国内的中老年群里散播的厉害。不需要很强的知识去解释这个问题，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一个国家或一个人在制造危险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会想好解决这个危险的办法，但如果看过美国现在疫情处境的新闻，就会知道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这样疫情的估计严重不足，排除了个体携带故意入境后，资本主义国家行为的攻击的言论不攻自破。但事实上，这种言论在国内很有市场，背后是一种无形的东方和西方的对立。
东方和西方的对立在那场鸦片引发的战争后就一直存在，每个阶段都会在这种基础对立上增加新的内容，这次是病毒。很多人都非常相信迫害论和阴谋论，我不敢说这种言论之前是不是真实的反映，但这次疫情这种迫害并不存在。
年老的经历过中美公开化对立年代的人也因为年纪，不太再关注疫情背后的事，反倒是我看到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年人是这种错误思维角度的拥趸。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没有出过国，没有深入的生活在国外过，但却对关于国外的很多言论深信不疑。
之前我曾和其中一位进行过对话，他认同没有调查没有经历就没有断言这种逻辑，但提起国外的种种不良内容，即使并不真实，也深信不疑，还会反过来认为我不爱国，是垮掉的一代。这些人的主要消息源就是国内的新闻媒体和公众号。其实客观是新闻的底线，国内舆论做到客观中肯分析的肯定有，但某些媒体会受到偏见陋习的影响，刻意营造一种国外水深火热十恶不赦的景象，宣传国内功绩没有错，这些媒体习惯于在捧自己的同时踩别人一脚。当我们夸人的时候，不会是因为别人不好而夸另一个人，而是以为对方的优秀才会赞美。看到听到的内容本来就充斥着偏见的声音，又在自己的群体中强化这种声音的存在，无形中形成信息茧房。时间一长，这种思维根深蒂固。
隔岸观火可以，但自己在安全区的同时嘲笑那些危险区的人，并不道德，这是一个人水平的体现，和社会制度差异无关。这场疫情，俨然成了一个世界性问题，所有人更应该团结，各自为战必然会屡战屡败
“我不承担任何责任”与“我为此负全责”
之前我在自己的电子记录本里，写下过一句话：这场疫情会将一切放大，尤其是人性恶和社会问题。除了国内的舆论，从美国上学的半年多，我也发现了美国国内思想阵营的分裂。
很早教授的课上说过，当前世界我们在经历城市化侵蚀宗教的过程，也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白人世界的衰落。自从疫情在美国爆发起，吹口哨和吹狗哨的人就交相辉映，一批以学者，华人为主的群体第一时间重视起了感染问题，但鹰派政治家，媒体甚至大部分美国普通人还是抱着对来自中国的疫情漠不关心的态度。现在这种情况依然明显，甚至有公开化的趋势。
这几天纽约州州长科莫成为世界级网红，我也在推特上关注了他的采访，他在采访中公开透明，不隐瞒纽约现在遇到的困境，向世界开始求助。标题上“我为此负全责”就是他的观点，就现在的表现而言，他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有担当的政治家的角色。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统特朗普，他在采访中说的“我对国内疫情不承担责任”让他备受批评，对疫情的反应慢，自己改演讲稿称病毒为“中国病毒”让他的支持率一度走低，商人思维运用到政治中，总显得不那么利索。
州长和联邦首脑在美国并不是完全的隶属关系，甚至州长在某些方面更有话语权。面对疫情，美国社会的两种思维角度对立了起来。这种对立由来已久，存在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移民问题、种族问题、立法问题甚至市里的绿化问题，议员都会存在两种极端对立，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党派属性不同为了争取更大的政治话语权而故意制造对立。长期的自由化思维和多种族的前提，让美国更注重声音的表达，个性的展示，也意味着效率的瑕疵。不同意见的人坚决支持自己的观点，甚至不辨对错，成为一种现实。疫情再次提醒了美国社会自身的问题。
（严重疫情下洛杉矶街道人流骤减）
“我们不欢迎戴口罩的人”
华人和留学生抢口罩，其他外国人抢厕纸。这是疫情开始时候的事实。
上学时刚到旧金山机场，我就戴着口罩。那时候周围没有什么病毒威胁，美国很多普通民众会自然的将戴口罩的人视为中国来的有病毒携带的人，素质高的人会自动远离，一些人也会明确说出我们不欢迎戴口罩以及外加歧视之类的话，考虑了一下，在二月底前我也放弃了戴口罩，但会一直随身携带。
这要从两个方面说明，一是为什么国外在疫情初期明知有危险也不戴口罩，二是歧视。
关于不戴口罩，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西方式性格导致，因为宗教和个人自治观念深入人心，信教的群体因为宗教中的某些规定会选择宗教信仰而放弃遮挡面部，还有一些人坚持我的生命我自己决定，坚持感染上病毒我自己接受后果的思考方式。我理解第一种宗教的原因，因为确实有的人皈依了信仰，但如果没有信仰单纯因为世俗个性放弃防护，这是一种自私，也是对周围环境的不负责。除了这些原因，一部分不戴口罩的民众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医学专家在初期认为口罩不能有效预防病毒，更加强调居家隔离，这种说法搭配上外国人没有日常佩戴口罩的习惯、相信专业的思维和一直存在的只有生病的人为了不传染给他人才会戴口罩的理解方式，让即使存在疫情，美国民众的口罩佩戴概率也很低。政府在这个基础上强调过一阵请把口罩留给医护人员，也无形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说说歧视，对中国人的歧视在世界各国都由来已久，这次疫情只不过出现的更加集中更加激烈更加刺耳罢了。疫情初期，公共场合华人或者中国留学生戴口罩会被称为“中国病毒”，在地铁和商店会被工作人员或店员区别对待，这对于身在国外的人自然是不好受的，只能加强预防，避免有极端的人对中国人制造身体威胁。歧视是没办法避免的，疫情消除还有其他的事引发对中国人或者华人的歧视，尤其是在中美政治紧张的大环境下，何况消除人们的刻板偏见要求理性是不可能做到的社会课题。这种歧视在国内也部分存在，其他省份的人歧视湖北人，我们歧视黑人，其实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但因为我们的理解，他们就是危险的低等的，就会脱口而出那些伤害人的语言。
最后再补充一下，现在疫情在美国爆发，美国人也逐渐理解了这件事的严重性，在重灾区的街头也很少见到行人，也出现了很多戴口罩的美国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也是有理智的，歧视不可避免，但理性的声音，为华人和中国人打抱不平的声音一直也存在，有时候甚至可以正面对峙那些偏见，让人一直坚信主流还是善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课程学习场景）
尾声
今年的开年，对我而言有异常的冲击，不仅是作为留学生的身份，让我明白一些东西。
● 生命脆弱，要好好珍惜，想起什么尽快去 做；
● 团结才是解决大问题的唯一办法；
● 人群和世界就意味着不同意和不和谐，杂音一直都有，要习惯；
● 多看多经历，坚持是好事，低级的固执可不是；
● 善良和真诚是在关键时刻很难坚持的品质，但这两者都比我们想象的要有力量。
作者：王昕，2019年7月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现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LLM项目研究生。转载：中南林法协。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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